来源时间为：2019-12-09
早晨，渔港码头就地成了早市。
“你觉得找交管局有用吗？”
出租车司机用戏谑的口气问。他约三十岁，瘦削，黝黑。
车子这时刚行驶过三亚免税店，这座外形如一只浅蓝色口琴的建筑物，是几乎每个到访三亚的游客必至之地。天气晴朗，午后的太阳让人口干舌燥。
我坐在车后座上，正因为刚才的一场争执而不悦，闻言拿起手机：“你觉得没用？要不要来试试看有没有用？”尽管我并不知道三亚交管局的电话号码。
出租车司机息事宁人地从方向盘上举起一只手。“你说吧，要我退给你多少钱，可以再商量嘛。其实真的不差这点钱。”
“我这也不是钱的问题。你就没想过，如果是你，高高兴兴来三亚，打个的还被宰一刀，你是什么感觉？”
出租车司机扭过头望我一眼，忍不住笑了。我们达成协议，退了一小笔车费，接下来的时间里，司机一直在找各种话题聊天，心情十分愉快，完全没受到影响。直到下车前，他才又问道：“那你还打算找交管局吗？”
我说：“你觉得呢？”关上车门，希望这个回答能阻止下一个游客被宰。这不取决于交管局，而取决于眼前这位司机。
春节期间的天价海鲜宰客事件，已使得三亚市政府上上下下对宰客一事十分敏感，事情过去了一个月，尝试就此事采访政府相关部门时，我们碰了一些软钉子。而反过来，如果以记者的身份投诉出租车宰客，以三亚市政府厉行整顿的作风，眼前的司机说不定会失去工作，如同春节期间被投诉宰客的两家“一次性死亡”的海鲜排档一样。对于一名游客而言，这也许是消解怨气的最好方式，但它是否同时也是解决宰客问题的最好方式，目前还没有人能下断言。
海鲜一天三种价
一条“三个菜被宰近四千元”的微博，和一张七折后九千多元的海鲜账单，引爆了龙年春节的三亚“宰客门”事件，三亚市政府新闻办惹人争议的应对方式，则使得事件在舆论中被持续热炒不息。从春节一直到两会，海南省副省长、三亚市委书记姜斯宪每次公开在媒体前露面，都不得不重提此事，并向所有潜在的游客表达整顿三亚旅游市场的决心。
人们的眼睛都盯着三亚的海鲜市场。传言中，本地出租车司机会将游客从机场或车站一路拉到相熟的摊点，游客看中一道海鲜刚问价，就会跳出几个大汉强行逼其买下，并被要求支付动辄上千的“天价”费用，其中小一半流进了出租车司机的腰包。
“最近整治很严格，这种事已经基本没有了，有的话只要投诉也会很快处理。”常驻本地的一名记者告诉我。
在大东海游乐园，四名来自成都的游客则证实强卖海鲜的情况仍有发生。他们用手指着海边一线的排档，“昨天在那边吃海鲜，刚看中一条鱼问价，摊主就把鱼捞出来一下拍死，你不买也得买。”
我问他们是否考虑投诉，他们摇着头：“昨天来，过两天走，每天忙着跑景点，哪还有空？就是憋了一肚子气，三亚的服务真不行。”
一家家庭旅馆的老板也告诫记者：“要想吃海鲜，别去海鲜排档和酒楼，尤其是酒楼，宰得狠。去第一市场，自己买海鲜加工来吃是最划算的。”
三亚的海鲜市场鲜明地分为三个层次：菜市、加工店，以及海鲜排档和酒楼，它们各自的顾客也在一天的不同时段中出没：
——早十点以前，拎着小手袋的本地人和长居客会出现在三亚渔港的海产码头。清晨出港的渔船上午回来卸货，那些档次一般但新鲜的鱼虾贝蟹刚从船上卸下，就被装在铁皮桶里就地摆卖，价格十分平易。比如带鱼，仅十三元一斤，而还在壳里蠕动的三分之一手掌大的小鲍鱼，摊贩告诉我是三元一个。
——白天，质量最好的海产品被厢式货车运往市内大小酒楼和海鲜排档。前者的主要客源是私人、高档旅游团和宴请，后者的客源则是有协议的旅游团和散客。初次来三亚的游客多半是在这两种地方消费，关于高价海鲜宰客的投诉也主要来源于此。
——傍晚，三亚最大的两个海鲜菜市场——鸿港市场和第一市场灯火通明，人头攒动。除了下班买菜的居民，这里还供应附近几条饮食街的全部海货。饮食街上的小店并没有水产柜，顾客直接到市场买好海鲜后自己拎到店里，由店家加工成菜，收取加工费。这里的海鲜因为放置了一天，新鲜度略逊，成色也一般，但胜在便宜。买海鲜的费用与加工费合在一起，仍然只到海鲜排档同类产品价格的一半到三分之二左右。
三个市场的规模并不一样。本地记者告诉我，大多数游客都去了海鲜排档；加工店尽管价廉物美气氛好，来就餐的也仍然以外地人居多，只不过都是熟门熟路的外地人，包括海南本岛的游客；本地人通常在码头和市场买海鲜回家，自己做菜。
几位老年游客被问起时，一致说“没感觉到宰客”。他们长居三亚过冬，时间最短的也呆了两个月以上，每天买菜回家做，早已习惯了这里的生活。其中一位姓蔡的来自哈尔滨的老人，最近刚在酒楼吃了顿七百多的午饭，说起价钱很心疼，“不过这也说不上宰客，毕竟明码实价在那儿标着，要标五块收十块这种才叫坑人。”
三亚市物价局的副调研员陈金波告诉记者，三亚对海鲜价格的整治行动并不包括酒楼，“目前也没考虑把它包括进去，因为从全国来看，对酒楼这块儿的价格都是放开的。”
遍布全市的一百多个海鲜排档，才是重点注意对象。三亚市物价局官网每天更新一份名为“三亚市海鲜排档的海鲜品社会平均批发参考价格和最高销售价格”的表单，其中限定了每种海鲜当天在排档所能销售的最高价。
“我们有个监测组，每天到鸿港市场和第一市场去调查社会平均批发参考价，完了回来在网上发布，然后按差价率算出今天的最高价，通知海鲜排档不得超过，但可以在线下作价。”陈金波说。
物价局2012年为海鲜产品规定的差价率是鱼类190，螺贝类160，虾类90，蟹类90。这意味着市场上卖10元一斤的鱼，排档最高售价是29元，考虑到进货差价10的浮动，实际最高价格是31.9元。物价局以每天抽查一家、考核七家的“7 1”模式，检查有无违反规定的漏网之鱼。
“管价格的目的，不是不让他们赚钱，而是防止牟取暴利，特别是前两年出现价格上万的海鲜之后。”陈金波说，“我们希望这个市场，如果未来建立起诚信，慢慢做到投诉很少了，你就不用再管它。自然调节的事情，政府没必要干预。”
“低门槛”导致“高消费”
天价海鲜宰客事件之后，三亚国际旅游岛的信誉受到重创，当地政府屡出重拳治理，诚信守法经营责任状、“9分倒扣违规预警”制度、“一次性死亡”等制度先后出台。
依照这些新规，每家海鲜排档和购物点的经营者都必须与工商部门签订责任状，一旦有媒体曝光其欺客宰客行为，不论事件是否属实，都需马上停业听候处理；如果在日常检查中被扣分达到9分，也需停业，严重的甚至吊销营业执照；被查实欺客宰客行为严重的，直接吊销执照，“一次性死亡”。
宰客行为的风险已经被提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执法力度的投入也是如此。依内部要求，工商局全局逢黄金周、小长假均不放假，“一人一店”盯守排档、购物点和旅游景点，平日巡查的强度和级别也均有提高。
对“宰客门”事件两个肇事者的查处，尤其显得有现实紧迫性。记者拿到的内部汇报文件显示，1月29日三亚工商局得知了微博上流传的第一桩宰客事件，当天中午，富林渔村海鲜排档就已被要求自行停业。然而，不论是从富林渔村封存的销售凭证与菜单，还是员工与附近值勤人员的证词，甚至其他类似海鲜排档的台账里，均查不到与原始微博相印证的任何信息。无奈之下，富林渔村最后被以“在经营中使用实际上不存在的海鲜品名”为由吊销营业执照。
官方期望此事后舆论偃旗息鼓，微博的始发者罗迪则在给《新京报》记者的短信里说，官方与媒体“应该认真思考如何全方位打造三亚国际旅游岛的品牌，而不是抓住个案不放”。
“政府的做法能起一定作用，但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北京交通大学旅游管理系教授王衍用就此评价，“海南岛的旅游状况一直是中国旅游业发展的缩影，一开始问题就不少，过去的零团费、负团费都是从海南开始的，而三亚又是海南第一个热门旅游景点。”
从北京来旅游的宫老先生是三亚常客，对此感触良深。“比起五六年前，现在真是已经好多了。那时候你逛地摊儿，没看中的东西不能问价，问了价你就非买不可，不买走着瞧。三亚确实是在进步。”
然而这并不代表游客已经满意。对三亚旅游质量的抱怨实际上遍及各个层面，从导游到物价，从交通到吃住，而“天价海鲜”只不过是一个特色鲜明的引爆点，让去没去过三亚的人都能一眼看出“三亚旅游市场有问题”。
向游客调查他们被宰的经历，记者收获了形形色色的抱怨：公交车司机乱报票价，随意甩站；渔港市场的小贩一听你是外地人口音，不仅报价虚高还短斤少两；路上没有便利超市；三亚有大量老年游客，公共场所却缺乏老人用设施……
宫老先生上次离开三亚时在出关口买了四十斤水果托运，到了北京下飞机一称，实际不足二十斤，“短秤加鱼目混珠加缩水”。他说：“价格高没什么，现在是自由市场，这不能一条线卡死，但不能忍受缺斤短两。”
身在三亚短短几日，记者自己也经历了不少以游客身份而言不能称之为愉快的体验。对于这颗南海明珠上二十余万城区人口而言，仅春节七天就高达五十余万人次的游客群也许是一项过于沉重的负担，在双方的生活中都制造了不小的麻烦。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三亚官员对我说，三亚面临的问题是“成长的烦恼”：今天解决了这个问题，明天就会出现另一个。“三亚的根本问题在定位。”王衍用说。
他认为三亚与娜娜提草原、九寨沟、阿尔山等地相似，属于中高端景区，开发时应当保护先行，而不是变成“每个人都来一日游”的地方。这样不仅交通压力极大，而且由于对稀缺资源的争抢，容易出现欺客宰客。
“人是最大的破坏者，这么纯净的地方不能去这么多人。”
王衍用认为政府应该通过景区限流、提高价位、延长开放时段实现对客流量的控制，同时通过对就业人员的培训和规范提升服务质量，提高景区档次，吸引更高端的消费者。对政府而言，这样实际上能实现更高的财税收入。
“这些事必须靠政府来做，全部交给市场是不可能的。”王衍用说，“目的并非排斥穷人，而是保护自然环境，我们不能继续走这种‘拿一喇叭，带一小帽，拉一团旅客’的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