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二毛
编辑：江岳
在三亚，几乎所有的五星级酒店都会提供这样的福利：往返免税店的免费巴士，提前预约，还可以享受购物95折优惠。
我第一次知道这事，是在上周。当参加公司团建的我，在亚龙湾万豪酒店看到这样的广告牌时，银行卡里的余额不再真实，海风吹着我的脸，都是尊贵的味道。
然后道行更深的同事告诉我：这不是万豪的VIP待遇，只是中免提供的服务。
中免，全名中国免税品集团，也就是三亚免税店的母公司，去年，刚刚取代瑞士的Dufry，成为全球最大的免税零售商。其中，三亚免税店，依靠类似的引流手段，在今年春节假期实现了每天卖出一个亿。
也是。上一代人到三亚，必须打卡海角天涯那几块大石头；年轻人到三亚，免税店成了必去之地。本质上它们也没啥区别——都是证明自己有钱有闲的道具。
我泡了三天免税店，看到了“有钱有闲”的另一面。
1
接地气
尊贵感是在踏上免费巴士的那一刻消失的。
这是一辆米黄色中巴车，白色座套上，不均匀分布着身份不明的黄色污渍，遮阳帘的蓝色，也透着经年不洗、又被无数人头油摩擦过的气息。
从我住的亚龙湾出发，这段路程单程40分钟左右。总结我看到的窗外：面向游客的场所是镶着金边的，服务本地居民的基设是掉着土渣的。
冲突感，是三亚的底色，也是三亚免税店的底色。我用三天时间悟出了这一点，对待逛免税店的态度，也从林黛玉初入贾府时的步步留心时时在意，变成了刘姥姥式的我穷任我穷，躺平完事了（此处发三声）。
没到之前，我以为它是跟北京SKP一样的存在。
SKP，国际奢侈品牌最全的北京商场，也以177亿的成绩，成为2020年全球销售额最高的商场。尽管每年搞积分活动时，疯狂下单的富人们都会把这里变成菜市场，但是，不管在何时，我只要进去，就会感觉浑身不自在，紧张，动作局促。
这可能是贫穷年轻人共同的经历。就像郭敬明，尽管他后来成了穿着二股筋，趿拉着人字拖就敢随意进出爱马仕的现实主义大师，但曾经也是个不敢逛LV，手上拿瓶水都觉得是在亵渎大牌的青涩少年。
其实，单个奢侈品并不会让人感到压迫。Voguebusiness曾做过调查：当代年轻人对于奢侈品的崇敬、敬畏之心已经降到史上最低的程度。在北京，满大街的LV已经让年轻人在拥有它之前先学会了嘲笑它。
真正让我在SKP里感到卑微的是人：同龄的姑娘们，一个个身姿婀娜面容姣好香气扑鼻潮感爆棚，名牌只作为点缀存在，而不会喧宾夺主抢去属于主人的关注。生而为女，我很抱歉。于是，在钱包没有羞涩而逃之前，我本人已经在CBD五公里以外了。
心理学家把这样的行为定义为自我监察，高自我监察者对外部的环境十分敏感，还会根据外部的环境来监视和调整自己的行为。
真不知是好还是坏。
但在三亚免税店，我直起了腰板。
这里太接地气了。除了结伴而来的年轻人，在这里与他们平分秋色的，是推着婴儿车，或者带着孩子的小家庭——这赋予了三亚免税店完全不同的气质：亲和，接地气。
“孩子属于爸爸”，似乎是这里的潜规则。爸爸们的主要活动就是一套单项式方程：抱孩子、找能坐的地方，以及抱着孩子找能坐的地方，偶尔输出固定话术：可以，一般，都行。
妈妈们则在匆匆购物。她们的雪纺裙 防晒，与我运动短袖 牛仔短裤的搭配，非常和谐。
只是在我低头的一瞬，最后的尊严还是被刺激：她们几乎人手一个1w 的品牌包，或CHANEL，或LV，或Gucci。如果这是在十八线小城，她们的穿着打扮会让我怀疑包包的真假，但这里是免税店，谁会拿着赃物在警察面前乱显摆呢？柜姐的白眼会翻上天的。
我明白：我依然是不配这里的。
吃饭又让我彻底接了地气。在大牌最多的免税店一期，可选的餐厅只有肯德基和必胜客，但永远是满座。一个饥肠辘辘的午后，我和朋友拿着两份肯德基苦等无果后，跟着两对打扮很特别的年轻人找了个不会被人踩的角落盘腿而坐——之所以说他们特别，是因为他们穿着情侣装，不过是两个男生穿同款，两个女生穿另一套同款。这种配置比鸡兔同笼都让我头秃，不过倒也更说明了：免税店的时尚，是个迷。
正欲饕餮，一对头发花白的老夫妇探问：汉堡在哪买的？这样的老人我在免税店里也见到不少，往往有儿女作陪。
那一刻，我更加确定了，三亚免税店，确实是旅游打卡地。
2
排队
见识了三亚免税店的排队，我转身就给代购朋友们的朋友圈点起了赞。
尤其是那些卖化妆品的。
免税店化妆品柜台的人气，堪比三亚正午的烈日。这也正常。毕竟，大牌鞋和包，价格至少四位数起，但再大牌的化妆品，你也能找到三位数的产品（此处不包括lamer和它的朋友们）——在拥有CHANEL的包之前，我可以靠无数支口红，拉近自己与CHANEL的关系。
我在三天总结的经验包括：
1、来之前先上香。因为热门产品永远在断货，能否买到全靠运气；
2、提前选好心仪产品，赶10点到，第一站就去美妆柜台，以最快的时间解决战斗，11点左右，你就可以在每家门口至少30人的队伍旁，云淡风清飘过；
3、提前了解价格。免税店的价格，不一定比官方旗舰店做活动时便宜——比如我膜拜已久的一款娇兰面霜，免税店价格足足比官方旗舰店贵出好几百。
化妆品之外，各家大牌门口的排队也很有意思。它们大多聚集在三亚免税店一期一层，而Gucci门口的队伍永远是最长的。
这我就不理解了。
来之前，老板袁女士告诉我，Gucci二手市场上保值率最低的奢侈品牌。同事京城名媛蒙女士说，今后肯定不再买Gucci了，烂大街。这跟我的印象大体相符，在我山西老家，贵妇们宁可背A货CHANEL，也不会背Gucci。
然而，我最终陪着她俩在Gucci门口排了半小时队。美名其曰：买鞋不算。
好吧。
不过，Gucci在三亚免税店的受宠，大概跟这里没有CHANEL、Dior和LV有关。别的不说，光看几个品牌官方号在小红书上的粉丝数就知道了，LV拥有24.8万，Dior拥有24.6万，被16.3万人关注的Gucci，妥妥躺在鄙视链底端。
在我的时尚朋友眼里，LOEWE是比Gucci更受欢迎的品牌，但在三亚免税店，前者显然躺在了鄙视链的后面。
可能因为LOEWE店里顾客太少，我每次都得到了VIP服务。同行的袁女士看上一款最新的羊皮包，对比欧洲代购价格，三亚也更划算。然而，当她满心欢喜把照片发给“直男”老公，对方回话：
“包得买正经牌子。去看看CHANEL、LV和FENDI吧。”
这大概也很好解释了，即使在其他圈子被嫌弃，三亚免税店Gucci的门口永远排长队，对面的TODS和Fendi即使在人流高峰却总是门可罗雀。
对于这些不够“大牌”的大牌，一个最致命的问题是：它们永远做不了年轻人的第一个奢侈品包，因为它什么都证明不了。
詹姆斯·哈金在《小众行为学》中提到：
我们熟悉的主流市场正在崩溃，人们更愿意围绕在他们真正热爱的东西周围，或者通过感兴趣的亚文化与来自不同领域的人们集聚成小组，愿意成群地连接在一起，通过传看周围的信息发现我们想要买的商品、想要走的路以及值得去倾听的东西……
媒体也在总在强调年轻人在奢侈品选择上，更加追求个性和自我的性格重塑，然而事实却是，当年轻人有能力购买奢侈品包包时，老牌的一线阵营仍旧是优先选择——久贫乍富，总要现现吧。
同理，Cartier门口的队伍也总是比PIAGET的长，后者几乎从不需要排队，除了它的准入门槛更高以外，显然在知名度上是不及Cartier的——我就不认识。看到6位数的手表价格之后，我也理解了为啥自己不认识。
在三亚免税店，我也明显看到了奢侈品牌们对年轻人的迎合。
在Burberry和TODS这类偏商务品牌的店里，柜姐们都会以设计师“致力于年轻人市场”试图说服我。但从排队情况来看，这些说辞，显然都被海棠湾的风吹走了，谁也没能听进去。
3
鉴富
《爱情公寓》中，美嘉跟悠悠想要试穿橱柜中的名贵婚纱，却遭到嘲笑。一菲道出：这里的导购只要看一眼你们的内衣牌子，就知道你们月薪多少了。
关于柜姐们毒辣的鉴富标准，抖音这样的短视频平台中，已经有无数个演绎版本。她们可以在最短时间里，通过微不足道的细节，判断出眼前的客人值得如何接待。
但在免税店，这套鉴富标准是失效的。
如上，免税店的顾客时尚品味是个迷，背景也是个迷。毕竟，到三亚的人，以度假为主，自然不会打扮得郑重其事，很多人穿着短裤拖鞋就来了——比如我。
而且，大部分来自非一线城市的顾客，都有给亲朋好友捎东西的需求。如果赶上朋友多的顾客，那就抄着了。
当然，免税店的柜哥柜姐们，跟专柜也不太一样。
毕竟，除了免税店，没有哪个柜台有从早到晚的客流。在大卖场模式下的免税店里，不对顾客喊嗓子，已经算是柜哥柜姐的礼貌了，比如摩肩接踵的Gucci店里，我从柜哥疲惫木讷不想说话的表情中讪讪学会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高频的招聘启事也能说明点事儿。
相比于奢侈品专柜招聘的严苛，免税店的招聘是以日更形式存在的，这意味着人员流动非常大，柜员说不定还没有顾客了解的奢侈品知识多。
不懂，自然无法判断谁是白嫖党，谁是真正的顾客。对于他们来说，卖Gucci跟卖森马和美邦没有区别，他们要做的，只有机械地迎接顾客，送走顾客。
不过，鉴富标准失效即意味着众生平等，这也是我从“林黛玉”转换到“刘姥姥”的重要原因。对于囊中羞涩又好奇奢侈品的朋友，免税店确实是更加友好的入门方式，即使什么都没买，完成一场旅游目的地打卡，也是不错的。
离开三亚的那个中午，我从免税店门口坐上了前往机场的车。
我拨开有些脏兮兮的蓝色窗帘，回望这栋旷野中的建筑。就像奢侈品天生就有划分阶级的属性，它也用极具现代感的设计，将购物的人群与四周等待开发的荒野分割开来。
楼里的人群因为免税额度从3万提升到10万而欢呼，楼外，除了威斯汀、亚特兰蒂斯这样的豪华酒店，周边还是一片荒芜。裸露着黄土的地表和透着豪迈的广告标语告诉我，这里还会被继续开发。
此刻毒辣湿热的阳光下，不远处的原住民，很多还在依靠月均不到2000的收入与高物价作着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