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大东海景区：三年溺亡数十人夺命海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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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22日，大东海，在非游泳区内戏水游泳的游客仍比比皆是。（南方周末记者柴会群/图）

一个著名的旅游景区，在各方高度重视之下，为何依然频频发生溺亡事故？

一家民营企业，为何能在公共海滩充当“带有政府职能”的角色？

长约两公里的三亚大东海，蓝天白云，碧海银沙，比基尼美女。不过，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国家4A级景区却被紧张的气氛笼罩：两台沙滩巡逻车鸣着警笛来回穿梭，数名皮肤黝黑的救生员不时吹起哨子，个别不听话的游客被工作人员从海里揪上岸……

这源于半年多前发生的“8·15”溺水事故，被媒体重提。2015年8月15日，三个成都游客在距离海岸线仅十几米的海滩上溺亡。这是大东海史上最严重的一起溺水事故。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2016年4月1日刊发的上述报道，还披露了由死者家属搜集的一组不完全数据：近三年来，大东海溺亡人数达28人。

为此，家属以存在管理过失，对大东海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东海公司”）发起诉讼，这也是在大东海发生的溺亡事件中，第一次有家属诉诸法律。一审家属败诉，目前二审仍在进行中。

报道引起官方的高度重视，三亚市委书记张琦专门做出批示，要求加强大东海防溺水安全管理。然而，4月9日，又有一人在此溺亡。

4天之后，三亚市一名副市长带领有关部门人员在大东海召开了现场办公会。会上，大东海公司被要求“进一步强化防溺水主体责任的落实”，并被纳入市安全生产重点监管企业范围。

在三亚，大东海是唯一被承包给企业的海滩，但对于频发的溺水事故，该公司此前从未承担责任。

按照三亚市某政府部门一位官员刘名礼（化名）的说法，近年来，针对大东海溺水事故，三亚市政府和相关企业均投入大量资金和精力，仅他参加的相关会议就不下十几次，不存在“政府不作为”问题。但他承认，大东海溺亡事故多发态势并没有明显好转。

对于三亚本地人而言，大东海死人并不奇怪。

确切的死亡数字无从统计。据刘名礼透露，从上世纪90年代他来到三亚起，这里每年都会死人：最初是一年“两三个”；后来政府一度将大东海改为半封闭的收费景区，结果一年死“一两个”；景区再度开放之后，随着游客的增多，就变成一年“十几二十个”了。

在三亚，溺亡事故的一般处理流程是：死者亲属或事故发现者报案，警方介入调查排除他杀情况后，将怀疑有安全事故可能的转报给安监局。这意味着，安监局所掌握的溺亡数字，仅仅是全部溺亡者中的一部分。

南方周末记者查询发现，媒体对大东海溺亡现象的报道由来已久。早在2004年，《工人日报》就曾报道称，当年7月大东海就发生了6起游客溺水事故，共造成6人死亡。其中7月18日一天溺亡3人。报道因此质疑大东海成为“夺命海滩”。

2015年，大东海公司对外提供了一组救助溺水客人的数据：2012年464人，2013年372人，2014年296人，2015年（截至当年10月）162人。

溺亡者以外地游客居多（不乏外国人），不过按大东海公司救生队队长林军的说法，“本地人也多得是”。2012年6月18日，三亚市八一中学两名13岁的学生溺亡。

知名度最高的溺亡者，当属海南省临高县的牙医吕海鹰。2012年8月11日晚上，在参加同学聚会时，同学带来的两个小孩在戏水时被卷入海中，参与救人的吕海鹰不幸溺水身亡。

此事经媒体报道后，海南省委书记罗保铭作出批示，高度肯定了吕的救人行为。吕后来被评为见义勇为模范。

但鲜有人注意到，就在吕海鹰溺亡后的第二天，同样在大东海，又有两人死于溺水。

溺水事件多发生在每年的5月到9月之间，正值刮西南季风之时。从一份不完全统计名单上看，8月似乎是大东海最危险的月份。2012年8月，这里死亡4人，2013年8月死亡6人。

频发溺亡事故，与大东海复杂的地形和海况有关，比如看不见的暗流和深坑。另一个杀手是海浪。“浪一过来（有的游客）就慌神了，不慌神憋一口气或许就（被海浪）推回来了，一点事没有。”救生队长林军曾这样说。

按官方通报的口径，溺亡事故的主要责任多被归咎于游客自身。他们有的是在景区管理人员下班之后“擅自下海”，还有的是不服从景区管理“一意孤行”。

2015年“8·15”事故溺亡的3名成都游客，至少四家当地媒体给出了同样的理由：擅自翻越海边栏杆，在禁区海域游泳。

“这不是事实，”杨春梅说，“这种报道是对我们的二次伤害。”

她的丈夫易勇刚和外甥鞠易坤、孙童死于“8·15”事故。具体时间是当天下午五点半左右，距他们所乘的飞机抵达三亚尚不足5小时。

这趟旅行由易勇刚组织，为的是庆祝外甥们学业有成。共有7人：除了易和母亲、妻子、女儿之外，还有在四川省内某大学读大二的外甥鞠易坤（19岁），刚考上中国海洋大学的外甥孙童（18岁），刚考上一所重点高中的外甥女李兰心。

和打三折的机票一样，酒店是通过某旅游网站订的，那里距离大东海的主入口之一大东海广场不到二百米。

杨春梅很早就听说过大东海，在她印象中，这是一个理所当然可以下海的地方。作为内地游客，他们正是冲这一点来的。

事实并非如此。

出事前约半小时，刚进入大东海景区之际，孙童不经意间用手机给鞠易坤拍了一段时长73秒的视频，这是他们生前留下的最后影像。

画面中，鞠易坤穿着宾馆的拖鞋，兴奋地从大东海广场走向海边。他显然忽略了路边的警示牌滚动播放的“慎重下海游泳”，直到听到广播里柔和的女声：“尊敬的各位游客，大东海景区海况复杂，为了您的人身安全。严禁下海游泳……”

两人之间的对话，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悲剧发生的原因。

孙：严禁下海游泳？

鞠：啥子？怎么可能？

孙：你——妈。

鞠：怎么可能严禁下海游泳？

孙：海况复杂？

鞠：最好不往里头游……哇，人好多，边边上（游）就行，浅一点。

2016年4月中下旬，南方周末记者数次来到大东海海滩，依然看到有大量的下海者，他们大都在离海岸线不远处，很难分得清是在戏水还是游泳。多数时候，巡回检查的救生员们并不干涉。

海滩上每隔几十米便立有一个写有“此处危险，严禁下海”的警示牌。景区入口处的救生站多数时间里都挂着红旗（只有两次是黄旗）。

根据大东海公司的管理制度和显示屏上的提示，红旗是“禁止下海”的信号，黄旗表示“下海危险”，只有绿旗表示“安全”。

一位在此常年游泳的女士说，这里“天天都是红旗”。一位救生员说，只有在冬天的时候才会挂出绿旗。

刘名礼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如果每天都是红旗，那就是大东海公司想掩饰责任。

杨春梅的代理律师程绍鹏认为，因为没有进行有效管理，所有的警示信息其实都沦为大东海公司逃避责任的挡箭牌。

进入海滩之后，杨春梅一行选择了向左走（东侧）。后来的事情表明，这是一个致命的选择。

按照大东海公司总经理宋秀军的说法，他们在这个入口右侧（也就是西面）设立了六个专门的游泳区。在这些区域之外，都是不可以游泳的。

“我就不明白了，（你们）为什么到那里去？这么多的人都到泳区里（游泳），为什么要到不是泳区的地方？”在事后的一次沟通中，宋秀军曾这样责问家属。

“我们进去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杨春梅打断了他。按照她的说法，当时大海的东西两侧都有人，没有任何路标引导他们去“游泳区”。因为带着4岁的女儿，他们选择了游人相对少一些的西侧，不是去游泳，而是戏水。

宋秀军承认，景区没有对游泳区做出引导标识，因为这些区域是不固定的。但在他看来，这些游泳区域用浮球围起来，游客理应能识别，“否则围起来干吗？难道是养鱼的吗？”

南方周末记者多次在现场看到，在浮球所围区域之外，仍有大量的游泳者。多名受访者表示，他们并不知晓只有浮球所围的区域才是安全的。

沿海滩往东，前面四百余米处有一道铁制的栅栏。这是大东海景区与驻地单位理论上的分界线。按照刘名礼的说法，这个分界线已存在多年。2015年3月，驻地单位更新了栅栏，面向大东海竖了一个牌子，并写有“禁止游泳”的警示。

杨春梅说，当时正值傍晚，大海开始退潮。栅栏靠海的一端露出近二十米长的海滩，和许多游客一样，他们越过了栅栏，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驻地单位区域。

出事之后大约一个月，吉阳区政府出资将原来的栅栏向大海方向延长了一段。南方周末记者日前在此处发现，由于新栅栏下面有个间隙，有的游泳者可以从下面轻松钻过去。

杨春梅说，出事地点在栅栏东侧约100米、距离海岸线约10余米的海域。

她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易勇刚夫妇和女儿在沙滩上拍照，三个外甥（女）则渐渐远离。杨春梅预感到了危险，让易勇刚去将孩子们喊过来。

但是，就在半途中，杨春梅突然发现，两个男孩已经不见了，只剩下李兰心露着脑袋在那挥手乱划。易勇刚不会游泳。杨春梅看到，他一度曾拉住了李兰心，但是很快又分开，不久连他也不见了。

最近的一个救生站离出事地点约400米，值班人员发现了险情，并派人赶到。按杨春梅的说法，他们当时什么救生设备也没带，还是她向游客借了游泳圈，救生员才下海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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