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发现越南占人从信仰上分为三种：婆罗门教、伊斯兰教及属占婆早期伊斯兰教的本尼教。山区婆罗门教占人较多，而沿海和城市如胡志明市伊斯兰教占人较多。这与三亚回民流传其先祖泛海而来海南的说法可相互印证。越南的占人平时穿长裤，去做礼拜时穿长筒裤，这与三亚回族三四十年前仍保留此种习俗是一样的。还有一些留学马来西亚的学生说，他们与马来语是相通的，甚至一些地方方言也可通行。
羊栏回族瓜棉椒衍，支派益繁，其与生俱来的占语通行能力，使其后裔在从海南再移居南洋、发枝散叶之际具有天然优势。在明末清初的琼人下南洋高潮中，仅从三亚地区迁出的回族即达千余户，现已繁衍海外数万人，多居于马六甲海峡沿岸地区，尤以马来西亚居多。
到此地后，羊栏回族如鱼得水，很快就与当地原居民打成一片，且无汉人下南洋常抱“叶落归根”之念，几乎皆落地生根。其风云人物为马来西亚前总理巴达维。巴达维的祖父哈书章于民国初年移民马来西亚槟州。哈氏家族是由三亚主体家族蒲姓所改，三亚哈氏开基祖为蒲成松，哈书章为第六代，巴达维为第八代。据说，近些年掌权于马来西亚的哈氏族人多次到三亚寻根问祖，其中包括巴达维本人。这种状况也反衬出三亚羊栏回族的处女族占人与马来人同族同语，实为一段历史渊源。
羊栏回族源出占婆，许多史料方志对此有所记载，屡见不鲜，不绝于书。如《古今图书·集成》载：“（崖州）番俗，本占城人，宋元间因乱事举家驾舟而来，散泊海岸……今编入所三亚里（今三亚）。其人多蒲姓”，“其言语相貌，与回回相似”，还对其民俗作了详尽记载。
又如清道光年间的《万州志》：“番来古占城人，元初遭乱，泛舟泊于州境海滨寻迁居城西。多蒲姓，番语”，“不食猪肉，宰牲必见血方食，不供祖先”；再如，《崖州志》载：“番民本占城曰教人，宋之间泛舟而来，散居大旦港，西参梅埔海岸，后聚所三亚里番村。初来蒲姓，今多改易。”“不食猪肉，不供祖先，不祀诸神，惟见清真寺。”
还如《正德琼台志》卷七，记载了海口（琼山）与府城之外州县的“番民”迁徙及有关情况。“在琼山者，元初驸马唆都右丞征占城纳番人降，并其属发海口浦，安置之营，籍为南番兵……以番酋麻林为总管，世袭降给四品印信，元末兵乱，今在无几……”；“其外州者，乃守之间，因乱举家笃舟而来，散泊海岸，谓之番坊，番浦”，“其人多蒲、方二姓”，“一村共设佛堂（实为清真寺）一所，早晚念经礼拜，每岁轮斋一月，当斋不吞吐诞，见星月方食，以初三日为起止，日集佛堂（经堂）念经诵拜，散后各家往来，即是拜年”，“殁不用棺，布裹以身，向西而葬”。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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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门镇古港
上述记载表明，海南岛属地确有回族人群，分布在岛上四周，如琼山、万州（今万宁）、崖州等。而尤以崖州所三亚里，即今三亚羊栏一带最为集中。这些被称作具有“番俗”的人，具有明显的伊斯兰信仰和风俗，如不食猪肉，不祀诸神，不拜祖宗（实际上是礼拜真主和先知），设清真寺，亡者以布裹骸侧身而葬以及缠头裹巾等。并明确指出海南回族皆出自古占城（即占婆），但何时迁琼则说法不一，有宋说，有宋元说，有元初说。前两种说只是泛泛而谈“避乱泛舟”，并未指出具体出处。
仅有元初说，载明为元世祖忽必烈驸马唆都征占城曾纳占人降并安置在海口浦（即今海口市，元时属琼山县），此说应当可信。1280年，忽必烈因占城王子固拘絷元朝派往暹罗等地的使臣，而命唆都率兵驾海船，据说有两千艘之多，由广州出发，入侵占城。曾攻克占人堡垒木城，占领沿海地带。但也受到猛烈抵抗，至1284年撤军至安南，与入侵安南的脱欢会合。
唆都撤军后，元将忽都虎万户率援军抵达占城行省所在的舒眉莲港，占城国主令其孙奉表归款，成为元藩属国。元入占后近四年，应有能力安置纳降占人在“海口浦”。但《琼台志》又说，“元末始乱，今在无几”。现今海口、琼山一带回民几无也是实情。难道搬迁到崖州不成？但无记载音讯可佐证。也可能融入汉族。如明朝名臣海瑞、琼崖纵队著名将领马白山，其祖上皆为回族，这有证可查，且祖居地离海口不远，后因种种原因皆融入汉族。
海南工商学院教授宣正明曾入羊栏采访过多名回族老人，他们异口同声族出占城，还说了许多祖先渡海泛舟的艰辛与奇遇，大多还说是战乱所致。但在何朝代、何地方登临三亚，其祖上在占城的居住地、族源等细节则语焉不详。
近查史书，又发现谈及占婆人迁徙海南等地的信息几段。如《宋史·交趾传》谈到，986年，占城人蒲逻遏等百余人由于不堪越南封建主的压迫，来到海南定居；987年，占城人斯当李娘及其族人150人投奔宋朝，宋将这些人安置到广东的南海和清远；988年，又有忽宣及其族人301人投奔宋朝，在宋定居。
这三个史实，均发生在北宋与安南前黎朝时期，前黎国主黎桓及其子黎龙挺均生性凶狠，多次派兵侵入占国，并于982年攻陷占婆首都因阇罗补罗，占婆于990年被迫向前黎朝称臣纳贡，并以王孙制荄为人质。因而占人受安南所欺，占人逃迁。有其述实背景而三次迁宋者，只有蒲逻遏等人明确言明迁往海南，其他两次，一次说广东，另一次不明。
《明史》中也提到占人来海南事。李、陈朝期间安南多次派兵攻入占国，以至安南国都由会安、岘港一带南迁致宾童龙（今芽庄南）一带。明太祖、成祖曾多次派人调解均未成。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占城国王古来被安南所逼，率王妃及部属千余人来到海南崖州。第二年，明朝遣官兵2000人，海船一千艘，护送古来回国，此次言明占人来到的是崖州，即三亚，但未提及是否有人留下。
还有一条重要信息，即明朝时期处置蒲寿庚、蒲寿晟兄弟及其后裔的情况，也与三亚回民有关。
《广州明志》载：“番愚海獠杂居，其最豪蒲姓。”“本占城人，”“谓之回回教门。”
据史料考证，大陆蒲氏始祖由西域迁至占城，并由占城到大陆广州经商，由于经商得法，资产雄厚，被朝廷封为“番长”。蒲寿庚、蒲寿晟之曾祖父曾重建广州光塔寺。广州光塔寺即怀圣寺，该寺为纪念来中国传播伊斯兰教第一人宛葛斯所建。宛葛斯为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之外孙，奉穆旨于唐武德五年（622年）由海路南洋达广州传教。宛葛斯曾于次年派其子率七人渡海赴崖传教。
可见，广州怀圣寺在中国伊斯兰教传播过程中地位之高。而蒲寿庚之先人主持重建之，更证明蒲氏先人声望甚隆。蒲氏得意于北宋所谓“侨华五世可永住”之政令，便为广州回族大族。后蒲氏一支迁居泉州经商。这可能是南宋开放海禁致中国第一大港由广州转移至泉州的吸引。泉州由此而兴旺近两百年，至明朝中叶后广州恢复其“唯留一口”的地位。
史载，蒲寿晟与其弟寿庚随其父互市至泉州，后因平定海寇有功，被宋朝重用。寿庚历官至广东福建招讨使，并曾提举泉州市舶司30年，官利双丰，名声很大；寿晟先知梅州，后吉州，不从，见元朝势大，劝寿庚投元朝。这是商人习气使然。
1277年，即位于福州的南宋小朝廷端宗欲入泉避乱，蒲氏兄弟闭城拒命，寿庚由水门潜出降元，后尽屠宋朝宗室千余人及士大夫和淮兵，备极惨毒。南宋大将张世忠曾攻泉九十日不下，只得携端宗入粤，后宋廷在广东台山被元军所灭，名臣陆秀夫背宋帝投海自尽，留得丹青名节。而寿庚兄弟则被正史所责。当然蒲寿庚在任元朝江淮等处行中书省左丞时，也曾在提举市舶经商、泉州建设等方面做过一些实事，其家族对东南沿海以至南洋地区的政治、经济、船运等产生过重大影响。
但明太祖朱元璋憎恨蒲氏兄弟反宋降元，在灭元后即下诏蒲姓者不得读书入仕。因当时蒲寿庚兄弟早已作古，其后人由此招实祸，纷纷迁途他乡或隐姓埋名，作为在粤闽地区久负盛名的名门望族开始分崩离析。据光绪年间的《南海甘蔗蒲氏宗谱》“宗支图”所说，蒲氏八房的三世伯峨蔓房迁往海南，其中一部分迁居儋县，其后人大部分已汉化、黎化，并改姓，另一部分则迁往三亚羊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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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栏回民的海边墓区（位于三亚湾）
由此可见，两次史料有明确记载的蒲姓占人迁徙，即蒲罗遏与蒲寿庚后人，均有人定居三亚羊栏地区。而羊栏两村蒲姓最大，其余十七姓中，有确切记载的有九姓为蒲姓所改姓而形成的；即便是人数第二的海姓，始氏源于其祖先泛海而来，便以海为姓。自古以来占人便为海上强悍之民族，唐宋时期崖州至占国的航程已达到二三日即抵达之水平，三亚海姓回民多源出占人是有充分理由的。个别小姓，如汪、米等，虽非蒲姓所改，人数较少，已融入占语系统，其出处难以详考。
现在的问题是，由于回民具有“只拜真主”、“不设祖宗牌位”之传统习俗，在历史上对姓氏的观念比较淡薄，没有修撰谱牒的习惯。后受中华文化影响，有的家族也开始修谱，但大多比较简单，其记录时间很短，如蒲氏一些支房的记录仅有八九代传续序次，难以标明与蒲罗遏、蒲寿庚直接传承关系，更遑论与亚当李娘、忽宣、古来等投汉的占人贵族、国王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个问题也要引起人们重视，即海南回民向东南亚的迁移。
清朝中后期海南出现两次外迁高潮。一是19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英殖民者开发马来半岛的锡业和橡胶业需要大量劳工，仅琼人赴之就超10万人，而回族受海富阔案影响，下南洋的积极性更高，且家住海边，懂航海技术，行动方便，随时可走，还有语言相通之便利，迁居者甚多。
如1870年成立马来槟城琼州会馆就由回民主持，会员人数也以回民居多。二是光绪十九年（1893年）清政府宣布“除华侨海禁”，据琼海关统计，1902年至1911年10年间海南赴新、马、印尼等地未归者达10万之众，之中不乏回民。琼岛的两次移居南洋大潮，直接导致了回民数量锐减，加剧了剩余回民汉化的趋势，这也势必增加了考证占人在琼的传承关系的难度。
羊栏回民这个群体的赓续及改革开放后的再次复兴，无疑是安南侵占、灭亡占婆国后占人在汉地的硕果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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